湿热伤肾的临床、病理和细胞因子改变及中药干预的研究

南京博大肾科医院——王钢、黄怀鹏（博士后）

湿热作为一种致病因素导致慢性肾炎的发生，同时也作为一种病理产物贯穿于慢性肾炎的发展过程，湿热伤肾是慢性肾炎的一个重要病理特点。在临床确立湿热证辨证的基础上，从肾活检病理诊断，并通过建立大鼠系膜增生性肾炎（MsPGN）湿热证的病证结合模型，研究其湿热产生途径、伤肾机理，并结合湿热指标、病理形态以及细胞因子的mRNA表达探讨湿热伤肾的实质，为中医清热利湿方药用于MsPGN湿热证的治疗奠定科学的基础。

本研究利用现代医学有关进展，从临床、病理、细胞因子等方面分析了湿热形成的相关因素，通过对慢性肾炎肾穿刺患者湿热与病理表现的统计分析，寻找湿热伤肾的病理学特征。采用改良的反复注射小剂量牛血清白蛋白慢性血清病MsPGN模型，因其发病过程与人类受到反复感染后导致的肾炎相似，而符合中医湿热毒邪伤肾致病特点。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湿热伤肾的病理形态学特点，研究了湿热伤肾大鼠机体防御抗炎因子IL-10、IL-13和IL-lra与致炎因子PDGF、TGFβ₁的变化情况，从细胞因子角度探讨湿热伤肾的微观本质。并从体内和体外两方面研究了补气益肾，清热利湿中药复方肾炎灵片对湿热伤肾大鼠模型病理形态变化、炎症细胞因子及抗炎细胞因子及其mRNA表达的干预作用，并研究了肾炎灵片对肾小球系膜细胞增殖和细胞因子网络调控的影响，以进一步说明湿热伤肾的客观本质及益肾清利作用的深层机理。

理论研究部分

传统中医认识湿热主要属于温病学的范畴。近年来，大量临床研究资料表明，因外感六淫疫毒，邪热壅滞，损伤肾络，膀胱湿热，气化失司是肾脏疾病常见的病因病理因素。在肾病的某一阶段或整个过程中，以湿热为主要表现的情况经常存在，脾肾（气阴）虚损是湿热伤肾发生的内在基础，水湿的存在是湿热伤肾发生的关键，外感风湿热毒邪是湿热伤肾形成的主要途径。湿热伤肾主要临床病理特征有水肿、蛋白尿、氮质潴留等表现。湿热滞留，可产生多种病理变化，导致脏腑虚损、瘀血留滞。湿热内蕴，一方面亏耗正气，另一方面变生他邪，如湿热与外邪相召，使外感丛起，以及湿热致瘀等。如任其蔓延，终必致脾肾衰败、湿浊瘀毒内停之危证。

临床研究部分

   1、通过对湿热伤肾临床病理特点的分析，表明在肾小球疾病过程中，均可见到湿热的病理表现，用清热利湿中药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湿热伤肾可以见到生化、免疫学等微观改变。

2、通过对120例慢性肾炎肾活检病例中医证候与病理形态关系的研究分析，发现在79例系膜增殖型肾炎（MsPGN）中，阴虚和气阴两虚患者62例，占77.52%，在77例湿热证患者中，MsPGN中的分布明显高于其它病理类型，阴虚及气阴两虚基础上产生的湿热证与MsPGN的发病似有一定关系。同时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的方法，发现湿热伤肾的主要病理因素是系膜细胞增生、细胞外基质增加、管型、纤维粘连以及间质炎细胞浸润。从临床角度，为利用MsPGN研究湿热伤肾的作用机理提供了依据。

3、为了观察益肾清利剂肾炎灵片的临床疗效，选择慢性原发性肾小球疾病肾虚湿热证患者60例，以雷公藤多甙片为对照。结果表明：肾炎灵片能明显改善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肾虚湿热证患者的临床症状，显著降低尿蛋白、尿红细胞计数，升高血浆白蛋白，降低胆固醇、甘油三酯，总有效率87.5%，与雷公藤多甙片组总有效率83.33%相比，差异无显著性。但肾炎灵片治疗组升高血浆白蛋白的作用及在改善临床症状方面，明显优于雷公藤多甙片对照组，症状积分值比较P<0.05，主要症状的总有效率治疗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且副反应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综合临床疗效优于雷公藤多甙片。

实验研究部分

   1、湿热伤肾动物模型首先应具备湿热证的特征。从现代医学和临床研究来看，湿热毒邪与多种病原微生物致病有关，大肠杆菌及其内毒素为常选致病病原微生物，其次造模动物应具有慢性肾炎发病机理中肾脏产生的免疫病理改变。反复注射—小剂量外源性抗原牛血清白蛋白即可引起家兔或大鼠的慢性肾炎，其发病机理与人类受到反复感染后导致的慢性进行性肾炎相似，因此可以利用此模型进行湿热伤肾的实验研究。

2、从临床和反复小剂量注射牛血清白蛋白复制的家兔或大鼠MsPGN模型，以及清利湿热中药的实验研究中，可以概括出湿热应包括两种概念：一是外感风湿热毒邪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讲的细菌、病毒、寄生虫感染，临床可见感染灶。另一种是多种因素产生的内生湿热毒邪，可以认为是由于抗原抗体反应所引起的免疫变化对肾脏造成了非特异性炎症，即在抗炎因子和抑炎因子失衡基础上造成的肾脏系膜细胞增生和基质增加。

3、利用反复小剂量注射牛血清白蛋白造成大鼠系膜增生性肾炎模型。通过动态监测其生化、病理学的变化，探讨湿热伤肾的病理形态学特征。结果发现，在湿热伤肾大鼠肾脏局部病理改变以系膜细胞增生、基质增加、炎细胞浸润和红细胞及蛋白管型为主，与临床湿热伤肾患者的肾穿刺结果基本一致。

4、通过复制湿热伤肾大鼠模型，利用原为杂交，RT-PCR技术和免疫组化探讨实验性湿热伤肾大鼠模型炎症细胞因子PDGF、TGFβ₁和抗炎细胞因子IL-13、IL-10、IL-lra的变化情况。结果发现在湿热伤肾的发病初期，表现为抗炎因子如IL-10、IL-13和IL-lra的增多，提示机体处于正邪交争，正气抗邪的状态。随着病情进展，炎症因子如PDGF、TGFβ₁逐渐增多的同时，抗炎因子也相对增多。

5、观察了肾炎灵片对湿热伤肾大鼠细胞因子网络的影响，结果发现。肾炎灵片颗粒能明显减少PDGF和TGFβ₁在肾小球尤其是在肾小管间质部位的分布，降低湿热伤肾大鼠肾组织中PDGF和TGFβ₁的mRNA水平。与黄葵胶囊和强的松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5）。说明肾炎灵片可能通过抑制PDGF与TGFβ₁的蛋白和mRNA表达从而抑制系膜细胞增生和基质增加。在湿热伤肾动物模型中，在发病的初期，表现为抗炎因子如IL-10、IL-13和IL-lra的增多，提示在湿热伤肾的初期，表现为机体正气抗邪，正邪较争的状态，随着病情进展，炎症因子如PDGF、TGFβ₁增多的同时，抗炎因子也相对增多。在肾炎灵片组，在10周末杀检时，炎症因子相对减少，而抗炎因子相对较多，提示肾炎灵片可能在抑制炎症因子表达的同时，对机体防御机制中的抗炎因子也有提高作用。

6、利用肾小球系膜细胞培养，观察肾炎灵片对MC增殖和分泌细胞因子的影响，结果发现在AngⅡ的刺激下，TGF-β₁、PAI-l、MCP-l的蛋白或mRNA表达均明显增强，而益肾清利剂肾炎灵片能明显抑制AngⅡ的刺激下的TGF-β₁、PAI-l、MCP-l的表达。

7、在体外利用肾间质的代表细胞，观察了益肾清利剂对培养的肾脏成纤维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结果表明，喂服益肾清利剂肾炎灵浸膏的大鼠血清对成纤维细胞的³H—thymidine掺入率的抑制作用，在10、20%浓度时，与10、20%未喂药大鼠血清培养液对照组相比，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提示其对肾脏成纤维细胞增殖有明显抑制作用有关。

8、取SD大鼠肾脏作肾系膜细胞体外培养，以含药大鼠血清加入体外培养的大鼠系膜细胞中，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和电镜观察等方法研究肾炎灵浸膏对系膜细胞诱导凋亡的影响。结果显示，喂服中药肾炎灵浸膏大鼠的血清，可将系膜细胞增殖阻滞在G₀-G₁期，并能诱导细胞发生凋亡，表明其临床治疗有效的机制可能与诱导肾系膜细胞发生凋亡有关。

孟河医派名家邹云翔教授对中医肾病研究的主要成就

南京博大肾科医院  邹燕勤（琴）

邹云翔（一八九八——一九八八）著名中医学家，一级教授，全国第一批中医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医、教、科研七十春秋，铸炼成一代名医、现代中医肾病学大师。在老年病、妇科病、儿科病、疑难杂症和温热病治疗中也有独特临床经验。他历任江苏省第一、二、三、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三、四届代表，中共江苏省委第六届候补委员，南京中医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主席，江苏省中医院院长，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委中医组成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江苏省中医学会名誉理事长。担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医师三十年，担负着国家党、政、军领导人的保健工作。邹云翔学识渊博，医术高超，活人无数，誉满神州，堪称“仲景功臣”，为我国医学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54年江苏省中医院建院之初，他即成立了肾脏病研究小组，不久即开设门诊，收治病人，辨证论治，创立多种治法，疗效卓著。1955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中医肾病专著《中医肾病疗法》。在国内培养和影响着我国众多肾病专家，是中医肾脏病学的奠基人与开拓者。医界称邹云翔是“肾病宗师”（国医大师周仲瑛题），“肾病独擅”（国医大师路志正题），“首创肾科，独擅其治”（国医大师朱良春题），现将其对中医肾病研究的主要成就与特色简介如下：

1、辨证论治 整体调摄

邹老治病以辨证论治为主导思想。常谓治病如量体裁衣，必需辨证论治。辨证得当，寒热温凉，当用则用，虽承气不嫌其猛，附、桂不嫌其温，参、芪不嫌其补，知、柏不嫌其寒。用之得当，乌头可以活人；不得其当，人参反而误人。故医者应以辨证为准则，切不要喜凉弃温，喜清忌补。邹老常说：暴病多实，久病多虚，肾炎也是如此。但多实不是皆实，实中常挟有虚象；多虚不是均虚，虚中常挟有实候。因此急性肾炎和慢性肾炎的治疗，是从实治、从虚治，还是攻补兼施，不是从急、慢性来区分，而是依据辨证来决定的。

邹老辨证论治，很强调整体调摄。在审查病情，分析病机时非常注重脏腑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外界环境、情志因素对机体的影响，从而确定治疗法则。认为“肾脏有病，非特肾脏有损害，即内脏各部份都不健全，抵抗力薄弱才发生肾脏病”。又说：“五脏中肺与肾最为娇嫩与柔脆，凡是气候上的变化，物理上的刺激，情绪上的波动，外因与内因各方面，都能影响到肺脏与肾脏”。（《中医肾病疗法》1955年5月）而肾病症状往往涉及各个脏腑，所以邹老治疗肾病不拘泥于肾而强调要整体调摄，根据临床所见不同情况而辨证施治。注意治肺、治脾、治心、治肝，以及多脏器同治如肺肾同治、脾肾同治、心肾同治、肝肾同治、肺脾肾同治、肺脾肾肝同治、肺脾肾肝心同治等等治法；气分、血分同治；补气行气与利水消肿药同治等法。临床上往往病情万变，医亦善变，不失时机地辨证论治，所以疗效很高。例如对水肿患者，根据前人“其本在肾，其制在脾，其末在肺”的理论，不独从脾肾着眼，亦重视肺之功能。常谓肺主呼气，肾主纳气，若肺气虚弱不能下交于肾，即不能助膀胱气化作用，而致小便不利。临床用清宣肺气之剂每可使小便量增多，水肿消退。此法不仅适宜于急性水肿而有肺卫症状者，慢性水肿亦用之获效。治肺法则除宣肺利水法外，尝用清肺解毒行水法、降肺理气法、养肺滋肾法等，又如在治疗心脏病时，邹老常用开宣肺气的药物，认为心主血而肺主气，气为血帅，气行则血行，因此治心病同时用治肺，能获良效。肾病治脾法则运用较多，而也用治肝法则，如慢性肾病水肿患者，经治面、肢浮肿逐渐消退，唯独腹大不减者，邹老常考虑已累及肝经，从肝络瘀阻证候辨治，从养肝运脾，温肾化瘀法治疗，多获良效。也用五脏调摄法，使危重病人长期稳定的。如70年代治王姓病人，慢性肾炎，晚期尿毒症，严重贫血，血色素3克，极度衰竭，阴阳气血虚损，五脏功能伤败。治疗以补益气血，调摄阴阳，培增五脏功能而病情长期稳定，延寿八年，逝于急性感染。

2、肾炎发病创内因肾气学说

邹老对肾病，特别是肾炎发病的原因，认为虽有先天不足、后天失养、六淫侵袭、药物损害、七情所伤、劳倦过度、房室不节以及素体肾虚或年老肾气自衰等方面，但总不越乎内、外因两方面。内因主要是指人的肾气，外因是外感六淫、疮毒之邪，以及肾毒药物。邹老认为这个内因就是肾气。所谓“肾气”；即肾精化生之气，泛指肾脏的功能，包括肾阴肾阳。《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论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三七肾气平均（充满），……男子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三八肾气平均……五八肾气衰……”。人的生、长、老、衰都是以肾气描述，所以邹老根据内经理论，所谓肾气就是肾之元阴元阳包括肾的功能，人体的整体功能。

肾气充足的人，即使在外感六淫或疮毒之邪入侵，也不会发生肾炎。这种认识也符合《素问·百病始生篇》中说的“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的论述。以及《素问·刺法论》中所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等论述。

而肾气不足之体，在外感六淫与疮毒等侵袭下，病邪可乘虚而入导致肾炎的发生。这也符合《素问·热病论》中所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等论述。

内、外因的理论在临床上的实例是很易理解的，如一些感冒、发烧、扁桃体发炎或肠道感染、皮肤感染的患者中有的患了肾炎，有的高烧39℃、40℃都不发肾炎，而有的咽部稍有炎症就发了肾炎。邹老内因肾气学说的提出，对预防肾炎的发生很有意义。

3、维护肾气 治病求本

基于对以上肾病发病原因主要是内因——肾气不足为主的认识，因此邹老在治疗上，以维护肾气，加强肾的气化功能为治疗肾病的根本原则。邹老不仅对肾脏病的治疗中注意维护肾的功能，而在老年病人的保健，抗衰老的辨证治疗中，都很注意保护肾的气化功能。

维护肾气的措施，主要是一方面在用药上常在辨证中配伍益肾之品，如川续断、桑寄生、厚杜仲、怀牛膝、地黄、山萸肉、枸杞子、黑玄参、制首乌、菟丝子等；而又根据病人某些体虚正亏的具体症状而注意扶正。如容易感冒的要注意补气固卫，玉屏风散进治等等；另一方面主张忌用伤害肾气的药物，防止克伐肾气的方剂，也即避免过用苦寒、辛凉之品。必要用时，时间宜短，剂量要小，同时注意适当的配伍。如大黄与附子相配，黄柏与肉桂相配，川连与吴萸或肉桂相配等等，从不用苦寒伤胃、伤肾的木通。

4、遣方用药 灵活化裁

邹老在立方用药方面，善于以补配消，以温配清，以降配升，以涩配通，以敛配散，以润配燥等法。例如治耳鸣患者，用磁石配柴胡，乃遵《内经》所云“将欲降之，必先升之”之理。又如治心脏病胸闷而痛，喜枳壳与桔梗同用，以畅利通达胸膈之气机。又如黄芪能补中益气，但用大剂量常有中脘塞滞不适之感，邹老常伍以防风，认为黄芪得防风不仅补而不滞，行而不泄，且可使黄芪之力达于肌表，而奏消退水肿之功。寒温并用，古有成法。黄连配肉桂，名曰交泰，为交通心肾治失眠之方。邹老以其能引火归元，常用于治疗口糜舌碎，颇奏奇功。还用茅术配黑芝麻，取其润燥相兼，用于治疗脾胃有湿而又大便干结者，达到既可燥湿又无伤津之弊。通涩兼施之法，常用于妇女月经病。月经过多，理宜固涩，但若有腹痛者，必有瘀，必须兼以通瘀，邹老常以生、熟五灵脂、生、熟蒲黄同用。

5、调理脾胃 补养先天

邹老一向重视脾胃功能的保护，常说病者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对慢性复杂性疾病，特别重视脾胃，盍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不健，纳少不足以营养周身，且药物的作用需籍胃气敷佈，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所以非常强调调理脾胃的功能，以强后天而养先天。喜用甘缓和络之品，注意药味调剂，谓医生如司厨，用药配伍必须注意调味，以适合病人能接受为好。慎用苦寒伤败胃气、肾气方药，临床不用木通。又如香燥药常有伤气耗津之弊，除舌苔白厚难化者外，少用厚朴、木香等药。湿浊中阻，气机不畅者，每以藿梗、陈皮、佛手等芳化之品取效。调理脾胃常用药物如薏米、茯苓、山药、扁豆、芡实、苍术、白术、党参、黄芪、半夏、陈皮、枳壳、佛手、谷芽、麦芽、生姜、红枣等等。临床治疗，当需辨证论治。

6、在国内最早介绍冬虫夏草治疗尿毒症及肾结核的经验

1955年出版的《中医肾病疗法》中对冬虫夏草的应用体会谈得较详。认为冬虫夏草总显其冬夏二令之气化而已，感阴阳二气而生，能补肺阴纳肾阳。虫是补下焦之阳，草是益上焦之阴，实为补阳益阴之品。用于治疗肾结核、肺结核有效。

书著中又首次介绍用冬虫夏草治疗尿毒症，提出尿毒症是慢性肾炎最危险的症候。叙述症状为“头痛、神志昏迷、鼻衄、恶心、呕吐、小溲特少，或竟全无，口有尿味上喷。肾功能极度减退，氮质潴留，未能排泄之故，伴有高血压症”，介绍了以冬虫夏草为主治疗尿毒症处方，疗效显著。并介绍验方，书中说：

“中医处方用冬虫夏草三钱，人参三钱，双钩藤四钱，枸杞子五钱，白蒺藜四钱，生黄芪一两，炙甘草二钱，茯苓、神各二钱，怀牛膝三钱，活磁石五钱，金匮肾气丸包煎四钱，煎浓汤频频与之，待其神清吐止，胃气不足，酌加莱菔子、炙内金，兼服紫河车。若嫌味腥难食，焙干研细粉，装入糯米胶囊服之，一天约十多个，危险现象可以挽救”。在《邹云翔医案选》中，1976年治孙姓尿毒症患者案及1959年治叶姓肾结核患者案均用冬虫夏草而获显效。叶某的肾结核治愈后至今未发。

邹老运用冬虫夏草治疗尿毒症的经验，为我国冬虫夏草治疗尿毒症的研究和人工虫草菌丝的开发打下了基础。有专家运用冬虫夏草在临床的实验研究方面获得了很大成就。

7、在国内最先提出活血化瘀治肾病

195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医肾病疗法》中提出用温肾活血法治疗肾病，如90页述及“各种慢性肾炎、中医治法都用补气养血化瘀温肾整体的根本治疗，增强抵抗力”。

该书93页提到“温肾行血宣瘀，佐通阳行气的药物，肾脏血流才不发生障碍”。

该书90页介绍了补虚化瘀药，鲍鱼可治疗萎缩性郁血性肾脏病。

1956年邹老在《中医杂志》第12期上介绍了对慢性肾炎肾病型患者的严重水肿、蛋白尿的多种治法，包括活血化瘀法。1979年在《中华内科杂志》上提出活血化瘀利水法治疗肾病水肿，为活血化瘀法在肾病中的广泛运用开创了先河。邹老运用活血化瘀法的特点是在辨证的基础上运用。50年代与60年代应用药物常以桃仁、红花、当归、赤芍、泽兰、川芎、怀牛膝、参三七、干鲍鱼以及虫类药全蝎、僵蚕、蜈蚣、蟅虫、水蛭等。常用方剂如血腑逐瘀汤、桃红四物汤、大黄蟅虫丸等等。

邹老运用活血化瘀，运行血气的治法，使用范围很广，急、慢性肾炎、肾性高血压、多囊肾、肾功能不全等疾病以及老年病都较注意运用此法。通过活血和络，以运行血气，达增强肾气的治疗目的。

邹老认为：人体的经络，是上下内外运行血气的通路，脉之直者为经，支而横者属络，络之别者为孙络，经即大地之江河，络犹原野之百川，经络相贯，如环无端，经络血气运行通畅，则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皆生，而老年人及肾病患者皆有血气郁滞，运行不畅的病理，运用活血和络法常能提高疗效，对慢性肾病久病入络，从血分求治，疗效更为显著。如《邹云翔医案选》36-37页病例1957年治黄姓验案，42页血分水肿唐姓验案。从气分治疗效差的病例，从血分治疗均使高度浮肿及大量蛋白尿患者临床治愈而恢复了健康。其他病例也常伍以一二味活血和络之品而提高了疗效。之后，中、西医皆用活血化瘀之品治疗肾病并进行了大量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获得了卓著的科研成果。

8、在国内最先提出“药物伤肾”学说

邹老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发现一部份肾病是由药物损伤肾气引起的，有的患者本身肾气不足，加上药物损伤导致部分病人不能恢复，故提出“药物伤肾”的病因学说。在《邹云翔医案选》55页中反映了邹老在70年代提出的观点及治疗验案。这比在国际上提出此观点早10余年。

9、带领肾脏病研究组创用大黄抢救尿毒症

1959年带领肾脏病研究组运用中医中药抢救危重尿毒症病人有成效，并在1959年12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严重尿中毒中医治疗一得”一书。书中总结了治疗九法。1、清热解毒法；2、镇肝熄风法；3、涤痰开窍法；4、益气回阳法；5、通腑解毒法；6、去秽化湿法；7、精利湿热法；8、醒胃助纳法；9、健脾温肾法。其中一法是以大黄为主药的“通腑解毒法”，书著中“用此法而获效转机”。

接着“肾脏病研究组”又于《中医杂志》1961年；（2）：12发表了“抢救12例尿毒症的初步体会”，对大黄治疗尿毒症的作用，给予进一步肯定。我们在临床实践中，不失时机而又适度的运用大黄在辨证方中加入口服及组方进行肠道透析治疗尿毒症，获得了良好的疗效。

在80年代，很多学者对大黄治疗尿毒症进行了临床研究，实验研究，证实其治疗尿毒症的疗效及部份有效机理与有效成分。

现在大黄用于治疗急、慢性肾衰已成为国内、外火红火热的课题，由大黄有效成分及大黄复方治疗慢性肾衰的中成药正在不断开发之中。大黄的作用机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改善氮质代谢；2、抑制肾代偿性肥大，缓解高代谢状态；3、抑制肾系膜细胞增殖；4、改善脂质代谢，清除氧自由基；5、调节免疫；6、有泻下、消炎、抗菌、抗病毒、镇痛、改善微循环、抗凝、止血等功效。

10、创用疏滞泄浊治疗肾脏病

疏滞泄浊法适应于肾病综合征，应用激素无效，副作用明显而停药者。症状有浑身疲乏无力，胃纳减少，有药物性柯兴氏综合征，皮里膜外，水钠潴留，妇女还有经闭等症状。称激素性气血痰湿郁滞证。创用疏滞泄浊法，取《丹溪心法》越鞠丸加减。香附、苍术、苡米、神曲、郁金、合欢皮、法半夏、陈广皮、当归、红花、川芎、桃仁、茯苓、山栀、芦根等。汗出较多加糯根须、碧桃干、痰多加橘络、冬瓜子、腹胀加枳壳、佛手、香椽皮等，口干加石斛、沙参、麦冬，气虚加党参、黄芪、大枣等，腰痛加川断、桑寄生、功劳叶等。

邹老根据《内经》升降出入的理论尝指出：“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素问·五常政大论》），“升降出入，四者之有，而贵常守，反常则灾害至矣”（《素问·五常政大论》）。四者分之为升降，为出入，合之则一气字而已。夫百病皆生于气。《丹溪心法》云：“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百病生焉。”郁则气滞，气滞则升降出入之机失度，当升者不升，当降者不降，当出者不出，当入者不入，清者化为浊，行者阻而不通，表失护卫而不和，里失营运而不顺。激素引起的柯兴氏综合征。即表现为人体的升降出入功能紊乱，初伤气分，久延血分，变气血精微为湿浊痰瘀，阻于脏腑络脉肌腠而成。《素问·六元正经大论》说：“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邹老根据《内经》之理论，对肾病综合征、药物性柯兴氏综合征即激素性气血痰湿郁滞证的治疗，创立了疏滞泄浊法，取《丹溪心法》越鞠丸加减，在《邹云翔医案选》中37页至41页，夏姓、孙姓等病案即用此法而治愈。

11、在中医学术上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邹云翔教授一向认为医者应无流派之分，早在三十年代对医分流派之说作过评论，曾著文刊于上海《光华医药杂志》，在五十年代亦有人评王孟英是清热派者，邹教授用大量事实作了为王孟英辩护的学术报告。平时也常向学生指出：医家不应囿于流派而束缚思想，善学者应学诸家之长。在中医学术上，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认为这样才能丰富与发展中医学的内容与水平。并说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汗用麻黄、吐用瓜蒂，下用承气，温用附、桂，寒用芩、连，滋阴用猪肤，补益有参、芪，大毒有乌、附，随证治之，何派之有！金元四家的相互争鸣，发展和丰富了中医学的内容。切不要宗东垣则偏于升补，宗丹溪则偏于清降，师东垣则诋丹溪，师丹溪则呵东垣。实则东垣治火，必不执于升提；丹溪治脾虚，断不泥于凉润。并认为，寒热温凉，应视病情需要，当用则用，虽承气不嫌其猛，附、桂不嫌其温，参、芪不嫌其补，知、柏不嫌其寒。用之得当，乌头可以活人；不得其当，人参可以误人。他在1956年8月江苏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对中医学术上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有专题阐述。如说“百家争鸣，是科学研究工作者应有的表现……向科学进军，我们中医工作者，也不能落在其他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后面。……解放后，由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重视祖国医学，大力发扬，鼓舞着中医工作者研究的信心。数千年来宝贵的祖国医学文化遗产，用唯物辨证的方法及科学研究的精神，今后可以得到系统的整理，提高普遍的技术水平。我们以前的中医工作者，自由讨论的空气，一直很浓厚，例如《伤寒论》经王叔和编次，成无已加注，其后方有执、喻嘉言、徐灵胎、黄元御辈，皆有意见争执。……还有各家医派各执己见，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还有谓古方学派，谓后世学派，谓折衷学派。……门户之见，争论不休，但是科学研究工作者肯定会有争论，必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面能虚心接受人家建议，一面要发挥自己的独特见解。……我们党内、外的中医同志们，应当有此修养，有此态度，全心全意一切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劳动人民健康而努力。”

在西医学习中医的问题上认为“西医学习中医，是中西医将要空前大团结的前奏。更可说是中医还要提高中医自己……中西医学术上的不同，好像鸿沟之分界，中西医学互有长短，我们医务工作者，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一切要从社会主义服务观点出发，取长补短，相互学习，交流经验。……一定能将中西医学说，从学习与实践的过程中合流起来，也一定可以将以前的鸿沟之分界，转变成水乳之融合，雨露之沆瀣。在若干年内，一定可以创造出国际间一种新型的医学，为世界劳动人民健康服务。”

邹老之所言，就是其所行，他在学医、行医的实践中，见长于已者即学之。前后师事六人之多，而一事师，一日师者更多。中医学上很多学派，特长都悉心研究，融会贯通用于临床，致使能继承与发扬独树一帜。如邹老对孟河费氏的和缓学说；金元时代影响医坛数百年之久的李东垣脾胃论学说，及其甘温除热的经验，朱丹溪清利湿热相火和疏解六郁等学说；清代王清任益气化瘀学说，喻嘉言治杂感（虚人外感）扶正疏和特色，40年代在重庆还留意向张简斋先生学习治疗杂感的医疗经验。邹老对各种学派的学习研究，除博阅医论外，常重视对医案的研究，如《叶案存真》、《洄溪医案》、《三家医案》、《四家医案》、《问斋医略问答》、《张聿青医案》、《杏轩医案》等等几十种，如治急黄用银花就是从叶天土医案中学得；用冬虫夏草治肾结核与尿毒症，从赵海仙医案中受到启发。对于历代本草也研究颇深，如《神农本草经》、《本草备要》、《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本草求真》等等书籍，圈阅的次数有的也多的无可计数。对于《内经》、《类经》等经典著作的学习钻研直至80余岁仍手不释卷，很多治则立方依据皆出于此。邹老知识面之广，还得益于其很深的文学底子，很广的历史知识，并涉猎俾官野史遗闻数百种，其中有关医事者，均悉心研究，这样的医者，处理医事，触类旁通，敏捷果断，疗效卓著。真有前者稀有，后少类比之感。